I was quoted in Sin Chew newspaper regarding the weakness of S. 114A Evidence Act 1950.
拉昔巴星：114A苛刻‧應有更多機制保護無辜
2012-10-24 08:22
布城23日訊）今年8月1日通過的證據法令114A條文，雖然經過總檢察署多次召開閉門會議討論，但仍無法消除各界人士對此條文的爭議。應站在公眾立場考慮
【新潮】就像沒有一個女人會嫌自己瘦一樣，從來沒有一個男人會嫌自己的“小弟弟”過大。
大馬律師公會刑事法委員會主席拉昔巴星認為，檢察司應該站在公眾的立場考慮，而114A條文中應該有更多的防禦機制來保護無辜的人。
“但反過來想想，如果114A條文需要更多的保護機制以免錯誤使用的話，那為甚麼我們還要保留這樣的一個條文呢？”
他今日受邀在總檢察署主辦的114A研討會的發言時，提出上述看法。
總檢察署沒收財產（forfeitureof property）單位主任安森在回應其論點時多次強調，114A條文雖是以事實推定（presumption of fact），但若沒有其他證據支持，這也是無法入罪的。
他指出，事實推定並非法律新詞，根據基本常識判斷的情況也不只是應用在114A的情況中。
“像在一個人身上搜出大量毒品，我們也會推定他是販毒者。”
採用事實推定不恰當
對此，拉昔巴星反駁道，在114A中採用事實推定並不恰當，毒品不容易取得，栽贓嫁禍相當困難。
“但我們可以輕易地取得某人的手機發出誹謗性、煽動性言論陷害他人，而如果這個人根本不記得誰碰過自己的手機而無法找到時間證人，那他就被無辜冤枉了。”
他強調，資訊科技的發展如此迅速，設立114A條文是非常苛刻（Draconian）的。
針對拉昔巴星對114A的批判，他解釋，檢察司在收集證據時會考慮到當時的情況與背景才做出推斷。例如某人用電腦發出誹謗言論，但他所使用的電腦並非他專屬，那這項證據將非常薄弱，不足以提控某人。
“嚴峻的情況便需要採取苛刻的管制方法。”
瑪麗亞特：事實推定更易取真相
專精於知識產權與知識管理的律師瑪麗亞特認為，事實推定是為了更易取得真相。
“事實推定不是自動發生的，檢察司需要蒐集證據，確定器材的所有人後，才由被告舉證保全自己的清白。但就算某人被證實為發出訊息的器材的所有人，他也未必有罪。
單是這一項證明是無法讓他入罪的。”
但她指出，如果沒有114A條文的話，主控官同樣能夠援引114條文提控被告，而他們也能夠取得同樣的成果。
瑪麗亞特也是論壇的3名嘉賓之一，她認為大馬律師公會代表的立場強硬，但他們以公眾利益出發為考量，情有可原。
但她也認為，各方的爭議在於對114A條文有所誤解，他們必須詳細解讀整個證據法令，才能瞭解為甚麼要有114A條文。
“114A比114條文更明確，是因網絡上有人採用匿名方式犯罪而設的，但這項條文中並沒有列明只限用於資訊科技中。”
研討會分2部份進行
這場由總檢察署舉辦的研討會共分兩個部份進行，前半部為安森與扎布里講解114A條文的應用，以及數碼鑑證科無法找出電腦罪案兇手的困境，後半部則由三位論壇嘉賓針對114A的爭議發表看法。
研討會獲得來自律師、大學代表以及電訊服務供應商的響應，出席者近百人，會場幾乎座無虛席。
吳文徉：被告者難證明清白
出席研討會的律師吳文徉指出，以一名律師的立場來看，被告一旦被證實為通訊器材的持有者，如何證明自己的清白對他們而言是困難的，因為一般人大多不具法律常識。
而雖然無辜者事後可能因為證據不足而不被提控，事實推定指他涉罪的話，已經足以導致讓此人名譽受損。
馮正良：危害資訊科技發展
114A應取消或重擬吉隆坡律師公會資訊工藝委員會主席馮正良認為，114A條文應該被取消或撤回重擬，因為它將危害資訊科技的發展。
他指，用戶創建內容（user-generatedcontent）的網絡平台依賴網民評論和留言來獲得瀏覽率，繼而獲得廣告收入。
他舉例，一家拍賣網站裡若有人蓄意誹謗某一個賣家，在114A條文下，該賣家可以向承載這個信息的網站提出訴訟，無辜的網站管理員就得舉證以保清白。
“誰還敢讓別人在自己網站上留言？被誹謗的人可能會趁機向較富有網站管理人要求賠償，而不是追究真正的誹謗者。”
馮正良也說，以往可以匿名留言的選項在許多網站都被取消了，若繼續推行這條例，網民恐怕會被迫提供更多個人資料，才能註冊成為網站用戶來留言和評論。但這不會減低網站管理人惹官司的可能性。
“我們可以參考澳洲的版權法，即在可能被控上法庭前，發出警告，並賦予人們要求管理員撤下誹謗性信息，三次警告後就能採取法律途徑來解決。”
扎布里：檢舉網絡罪案
數碼鑑證不能找出‘兇手’大馬電子保安機構（Cyber Security Malaysia）數碼鑑證組高級官員扎布里在114A條文研討會上說，在檢舉網絡罪案時，數碼鑑證不能當結論性證據，因為它只能找出“凶器”，而非找到“兇手”。
“找到發放誹謗性或不實信息的產品後，還要證明產品的主人就是發送者，這環節很困難，所以我們處理的7個網絡罪案訴訟中，有5宗個案是不成立的。”
他也說，該機構進行調查時有辦法取得用戶的瀏覽歷史、網絡談話記錄、緩衝文件（Cache File）及網絡帳號等。
可透過數碼鑑證證明清白
扎布里指出，有的人因為電腦中毒或遭駭客入侵，利用自己的電子產品或賬戶散播誹謗性言論而遭提控，也可以透過數碼鑑證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。
“一旦我們發現被告的電子產品有被外界入侵的跡象，我們將告知檢控官說證據太薄弱，建議他們不要檢控。”
他解釋，該機構在追縱信息源頭時，如果最後找到的是如網咖、嘛嘛檔或餐廳等公共的代理伺服器（Proxy Server），調查已經無法繼續。
“所以114A條文其實是檢察司最後的王牌，在我們無法繼續追查時，要求電子產品或網站的主人來證明自己清白，才不會讓網絡罪犯逃之夭夭，繼續幹案。”
（星洲日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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